报告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综观建国五十年的报告文学，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建国小中兴的十七年”、“文革湮没的十年”、“新时期繁荣的二十三年”三个较大的段落来进行考察。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国社会面貌的整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战线的“轻骑兵”，最敏锐、最及时地抓住并反映了时代的巨变。此期的作品，普遍地注重表现时代主旋律和时代精神，呈现出与现代报告文学迥然相异的主题内容和审美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小中兴的局面。

我们的广大作家，迅速地从战争年代着重于对战争题材、战争进程的报告，转向了祖国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用自己的心去体验生活，感应生活，从而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思想，拓宽了作家观照生活的视野。与此同时，苏联一大批“干预生活”的特写作品涌入中国，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的对象。50年代中期，作为“文学侦察兵”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批积极“干预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汲取了苏联“批评特写”或称“分析特写”、“研究特写”的优点，勇于直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揭露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工作中的缺点，试图帮助人们发现和解决这些错误、矛盾和冲突，更好地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作品，都能严格地从现实实践出发，严格地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因此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反响。

这股“干预生活”的潮流在5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及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的到来，“干预生活”的“问题报告文学”同“问题小说”等一起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些片面地反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声响”的作品。部分作品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真及“浮夸风”，对“大跃进”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60年代初期，“大跃进”的喧闹迅速地终结，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作家们开始了冷静之后的反思，报告文学积极应和时代生活的节拍，开始向新闻性和真实性回归。

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叶，出现了大量的塑造先进典型、表现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报告文学。作家们通过真实感人、催人上进的先进人物事迹，为新时代塑造了一大批光辉的形象。报告文学重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中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从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综观建国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其表现的主题大多是鲜活跳动的时代主旋律；题材内容是激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正面事件；人物是明朗的、具有新时代新风貌的典型，有不少还是英雄模范。这些报告文学因对人民现实生活的贴近和真实反映，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文学自身也出现了小中兴的局面。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主要缺陷是：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特质重视不够，不少作品在艺术方面尚欠精雕细琢，对人物个性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失之单线条，有“扁平”之感，缺乏立体性和丰富性。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更重于“记事”，而不重“塑人”。此外，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报告文学一度还曾出现过较严重的“失真”现象。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中国历史从此走进了十年低谷时期。“文革”十年，我国因受极左思潮的主宰，社会生活各方面陷入了混乱动荡的局面。许多作家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加之错误的文艺路线的控制和指导，文学创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呈现出一派萧条荒凉的景象。

“文革”十年，也是报告文学的低谷期。据统计，1966年—1968年，竟无一篇报告文学问世。而自1969年起，虽然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但大部分却因恪守“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路线，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只有少数表现英雄模范事迹的作品，尚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而其所受到的“硬伤”也是显而易见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之路。这推动着报告文学的崛起和持续繁荣，从而造就了新时期二十余年文学创作中引人瞩目的一道美丽风景。

首先，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恢弘事业，为报告文学这一直接敏锐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资源。这也是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够崛起并持续繁荣的根本保证。其次，伟大的时代呼唤文学，人民需要文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召唤着文学，我们的广大作家自觉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肩负起时代和人民交付的使命和重托，积极投身伟大的变革事业，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文学修养。这些都是促进报告文学繁荣的强大动力。而广大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极大关注，客观上也为报告文学准备了庞大的、比较稳定的、潜在的读者群。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报刊发表园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等等，则为报告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

1977年，徐迟以地质学家李四光为主人公创作了《地质之光》，受到读者的称颂。1978年1月，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的《哥德巴赫猜想》则引起了轰动效应，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报春燕”。《哥德巴赫猜想》描写的是长期被扭曲的普通知识分子。其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等等，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十年强加于文艺的种种限制，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从此以后，报告文学如雨后春笋，如春花怒放，其数量和作品的质量、社会效果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和内容：报告“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的“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追问和反省的“反思文学”，表现人民群众迫切的改革愿望和伟大的改革实践、探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惑、疑虑、阻力、难点等等的“改革先声”的报告文学，揭示、思考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端、干预生活的“问题文学”等。

这个时期报告文学在艺术上的成就则表现在：1、新闻性（包括真实性）这一报告文学的特质得到切实的恢复和增强，报告文学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完整地审视和把握现实生活，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不虚美，不隐恶，揭示和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为80年代中后期“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兴盛做了很好的铺垫。2、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丰富、立体。普通人大量地走进报告文学，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人物性格、个性得到重视和强调，表现手法如心理描写等得到加强，从而使人物形象血肉更加丰满，更加真实、典型。3、艺术手法上的多向开拓。报告文学注意借鉴、吸收小说、散文、诗歌等其它文体的长处以及电影、戏剧等其它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融会贯通，准确运用，使作品显现出多姿多彩的个性鲜明的特点。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渐露端倪，人民群众热切地关注着改革发展的走向以及党和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嗅觉敏锐”的报告文学率先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这些社会热点、焦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譬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民工潮问题，完善法制建设问题，独生子女、青少年教育问题，人才流动、出国潮问题，生态保护、环境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城市交通、供水、住房问题等等。除了对现实的关注之外，此期报告文学的题材和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甚至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却鲜为人知、具有新闻价值的一些“旧闻”也进入了报告文学的领域，产生出一批反响不错的作品。因对群众关注的现实的逼近，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继续得到强化，而其在观照角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全方位的、多视角的、全景式的宏大叙事的作品接连涌现，使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特质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扩展。

进入90年代，由于社会生活氛围的变化，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阅读趣味有了很大的改变，各种纯文学样式相继受到挑战，报告文学却一枝独秀，仍然受到较大读者群的欢迎。这与它能够始终注意坚持其新闻性与文学性的良好结合，坚持直接敏锐地触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重大题材、社会现象有着很大的关系。

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内容上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但是，对影响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大实践的报告，对新时代涌现出来的当代改革者、劳动者群体形象的塑造，对时代主旋律的大力张扬的作品数量仍占相对多数。譬如，对于长江三峡的建设、沙漠油田的开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竞争、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航空航天事业等等的关注与报告。与此并列，所谓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还占有着相当的比重，譬如，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贫困大学生、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报告。这种报告已经从“激愤式”走向了理性的思考，更加重视对问题的剖析，从中生发出可行的对策与建议。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题材空间上继续有所拓展，高新科技领域与高科技人才、尖端军事国防题材等等较多地进入被“报告”的范畴；报告文学的文体和表现手法进一步丰富：日记体、口述实录体、访谈体，电影蒙太奇手法、多元叙事等种种方式都被作家所尝试和采用，创作出了不少成功的作品。

新时期的二十余年，报告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繁荣体现在“硬件”方面，就是涌现出了一支规模可观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成立了自己的社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创作发表的园地日益扩展，在任何一种文学报刊上，报告文学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版面；在各种文学研讨会和文学评奖当中，报告文学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种繁荣表现在“软件”方面，就是报告文学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报告文学以其内容的广阔包容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最大关注而能适应各种层次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在数量上取得了长、中、短不同篇幅作品大面积的全面的丰收。而报告文学独立的文体意识的形成以及在艺术上的巨大收获则是它走向成熟与繁荣的重要标志。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每一篇、每一部作品时，自觉追求其个性风格，追求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审视和判断，使作家个人的学识修养、使命感、忧患意识和价值取向等能在作品中得以充分地展现，使作品具有各自的感人的力量，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报告文学逐渐摆脱了以前常与散文、新闻作品混淆不清的状况，开始成长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样式。作家对报告文学特性和功能的认识、理解迅速深化，除了高度重视“报告”的新闻性、真实性这一作品的“生命线”之外，非常重视题材选择、采访技巧、谋篇布局、环境渲染、细节运用、典型塑造、多元叙事等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张光年同志在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者座谈会上这样说过：“这一代的报告文学家是立了功的！……今后的文学史，应该开辟报告文学专章！这不是哪个人的恩赐！这是你们用自己的笔换来的荣誉！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创造！”用这一段话来评述建国五十年来的报告文学，同样恰当。阅读这些作品，读者无疑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到共和国五十年历程的每一步伐、每一脚印，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新时代的每一次风云变化。在这些层面上，建国五十年报告文学具有显著的“史”的价值。有人把这一价值归结为报告文学的史志性。

诚然，报告文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它的文学性、艺术性特质又为其史实性价值披上了艺术的辉光。报告文学是以形象化方式来表现现实的，这就使建国五十年报告文学呈现出某种史诗性价值或史诗性特征。这种价值或特征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它更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获得更大的社会效果。

建国五十年报告文学，除了具有认识价值之外，其教育价值也极其重要。有时它就像一把锐利的解剖刀，能够对社会问题、社会弊端进行仔细剖析，引起人们的警惕，推动人们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办法。综观新中国的报告文学、曾经有过不少的作品引起过广泛的反响，有些受到了各级领导、广大群众的高度重视，有些甚至被作为党员学习材料、学生教材。这些巨大的社会效果的取得，与报告文学作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分不开，也与他们的思想素养、人格操守分不开。这些素养和品德都是一个作为时代“书记员”的作家所应该具备的可贵品质，也是新中国作家最珍贵的传家宝之一。

建国五十年报告文学，其十分突出的审美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报告文学既是报告，又是文学，二者是有机的组成部分，不可偏废。在艺术表现手法、艺术技巧、艺术风格上的自觉追求与不断完善，伴随着报告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从建国十七年的激奋、跃动、单线条、明朗的特征，到新时期的丰富、深沉、厚重，五十年来，报告文学在艺术上走过的是一条逐渐升华、逐步深化的道路。现在看来，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与走向，就是不断挖掘新颖题材，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全景式地观照社会生活实际，博采其它文学样式和艺术形式之长处，兼取多种文体多元叙述之优点，更多地强调作家与作品的个性特征等。

建国五十年报告文学的成就，令人欢欣鼓舞。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经数十年的发展，新中国的报告文学仍旧是一种相当年轻的、尚在成长之中的文学品种，正像一个成长中的青少年，朝气蓬勃，却难免带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点。首先，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建设尚存在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报告文学多少存在一些偏见，一些人将之视为“边缘文学”、“亚文学”、“二流文学”，甚至还有人偏激地认为报告文学不是文学。受这些观念的影响，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忽视了自身文学素养的提高，或者在创作时放低了对作品文学性、艺术性的追求，比如对文字的加工提炼、文章的谋篇布局、语言的风格等未能做到自觉的、有意识的加强和完善。而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之际，少数报告文学作者写起了“广告文学”，严重削弱或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表现在艺术方面，则是以粗制滥造代替精雕细刻，以枯燥、平面代替生动、立体，以单薄、苍白代替丰富、丰满。这样的一些打着报告文学旗号的创作，无异于给报告文学脸上抹黑。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提高报告文学作者的思想素养、职业道德以及文学修养等，就成为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任务。其次，“报告”与“文学”如何能做到圆融无间、完美结合仍是尚待探索的问题。目前，一些历史题材，如“文革”、知青、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等，也被报告文学作家发掘出来了，一些访谈体、口述实录体也走进了报告文学的行列。对这些类型的作品，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原则尤其要加以重视和慎重对待。